《覺醒年代》已經看了四集，我這個大半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教學研究的“古稀老朽”，突然感覺對黨史對紅船精神的認識和理解，更加清晰，并有所深化和升華。
《覺醒年代》把中國共產黨成立放在中國1910年代中葉至1920年代初的大背景下展示，那個年代的時代背景揭示，中國這艘古老碩大的破船危機四伏。中國向何處去？這成為生活在這艘破船上的所有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迷茫中探索，終有“先知先覺”即率先覺悟者，帶動更多人覺醒，揭開新時代的曙光。
近代中國歷史是一部悲壯的史詩，也是一部豐富多彩的教科書。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強力敲開中國大門，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國家要強盛、人民要富裕，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嚴峻課題。從鴉片戰爭林則徐、魏源張開眼睛看世界開始，一代又一代、一撥又一撥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地探索救國救民之路，失敗了，再重來；失敗了，再雄起。而且基本都是遵循這樣一個規律：一些有威望或者有影響力或者有閱歷（年長者）的率先有所覺悟者，登高呼之，大批熱血青年熱烈響應，積極追隨，“前浪”帶動“后浪”，興起大潮。大潮退去，“前浪”多半躺在了沙灘上，或消亡或退隱，但被帶動起來的“后浪”不氣餒，繼續探索，繼續奮進，其中的一些先進分子，成為下一波大潮的“興風作浪”者，成為帶動新生“后浪”的先行者。林則徐、魏源喊出振聾發聵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當時雖然應者寥寥，但成為隨后洋務運動興起的“標配口號”。洋務運動中的老成之輩力推“中體西用”，但投身洋務的青年才俊悟出物競天擇，不維新不能立。終于在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的大氛圍下，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維新”形成氣候，大批青年人追隨康梁，辦報紙辦學會，鼓吹變法。變法失敗，康梁“退化為”保皇，但大批“后浪”選擇了孫中山，投身革命。辛亥革命雖然終止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封建統治，創立了民國，但政權握在北洋軍閥手中。已經“正式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可以傳賢，也可以傳嗣，袁世凱仍然不滿足，作為民國大總統竟然要毀掉民國，恢復帝制。而且為了恢復帝制，甘愿向對華一直有覬覦之心的日本出賣權益，以換取日本支持。這就是《覺醒年代》的時代背景，陳獨秀等追隨孫中山干革命的仁人志士，不服氣，不屈膝，不投降，也沒有消沉，繼續探索救國救民之道。陳獨秀以為根本點在于思想革命，塑造新民。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提出新青年的六大標準，發起了新文化運動。這在當時的中國，這在迷茫彷徨中的年輕人中，真是一聲驚雷，炸醒了無數探尋中國出路的青年，使他們的思想獲得空前大解放，產生出新的向往和追求。電視劇選取了典型代表，加以展示。毛澤東、周恩來，都有份量重重的明場戲，表現了他們對“新青年”思想的歡迎，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又愿意投身新文化運動之中，對中國出路有了新思考新擔當。他們不是鸚鵡學舌，而是從愛國愛民、救國救民的視角，思考“新文化”的興起和走向。遠在美國的胡適，是作為暗場戲處理的，但是他的信反映了他對“新青年”的關注，對新文化的敏感，他對“文學革命”表現出極大興趣。細節之處，可以尋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們與胡適們的細微不同，這才是他們日后分野的思想基礎。當然，引起強烈共鳴的還有可以算得上陳獨秀“同齡人”的“前浪”們，遠在日本的李大釗是典型，他知道陳獨秀的“能量”和“戰斗力”，看到陳獨秀的“新青年”展示出的“新青年”陳獨秀，李大釗極其興奮。中國要進步，中國要發展，必須向阻礙中國發展進步的惡勢力斗爭，有了陳仲甫這枚“斗士”，有了陳仲甫吹響與舊惡勢力決裂、向惡勢力宣戰的號角，乃中國之大幸。這也是他引陳氏為戰友的基礎。但他的樸素唯物史觀，也注定他最容易接受并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么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大事件，電視劇剪裁得比較適當，凸顯了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總司令的積極作為，尤其是他在大學講堂里的演講，揭示中國病根，又不是望洋興嘆、悲悲戚戚，而是點燃光明，激發斗志，引起熱烈反響，也就順理成章。對于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胡適等人對新文化運動的響應，沒有寫成“耳提面命”，而是展現“心有靈犀”，所有大事，不虛，很多細節，傳神。
有個細節不應忽視，在第四集最后蔡元培出場，他赴北京主持北京大學，他的“兼容并包”，吸納了包括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等一大批“新派”人物，大批思想文化先進分子齊聚北京，聚集在北大。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并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一場更猛烈的新的暴風驟雨在醞釀之中。
新文化運動，為新思想傳播創造了條件。但是，啟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時事發展，打破了啟蒙運動進程。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愛國學生走上街頭，五四愛國運動爆發。愛國取代啟蒙，成為當時中國的頭等大事。五四運動，進一步解放了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并鍛煉了人才。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李大釗留守北京，繼續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積極創建共產黨組織。陳獨秀到了上海，在法租界老石庫門的漁陽里2號繼續辦《新青年》雜志，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并聚集一批志同道合或暫時志趣相投的知識分子，創立共產黨組織。與此同時，其他地方的先進分子、馬克思主義者也在積極開展建黨和籌建黨組織活動。1921年7月，全國性黨的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為了安全，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船上，閉幕。
從上海老石庫門房子里創辦《新青年》雜志，興起新文化運動，到北大紅樓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五四運動，到上海漁陽里和北大紅樓以及長沙、漢口、濟南等地組建黨組織，再到上海石庫門黨的一大開幕和嘉興紅船黨的一大閉幕，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具備全國性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不是“人造奶油”，她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她是世界文明發展的中國答卷，她是中國人民孕育出的寄予厚望并托付全部“家當”以創造美好未來的“新生兒”。
紅船精神，是黨的創立精神的高度概括。紅船，不僅僅是指嘉興南湖那條游船，是中國這艘大船。在她千瘡百孔迷失方向的時候，一批先進分子，一批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馬克思主義者，為她選定了馬克思主義指引的航向，為大船染上“紅色”，嫁接上紅色基因，從此，大船乘風破浪，駛向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彼岸。
（作者李占才系我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