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十分漫長，然而決定命運的就是那關鍵的幾步。
算命的常把“命造”比作船，把“運途”比作河；我認為事實正好相反：命是河，運是船，船只能在河里走。
電影《上甘嶺》有首插曲《我的祖國》，第一句歌詞就是“一條大河波浪寬”。確實如此，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如奔騰的大江，波濤洶涌，滾滾向前。可是在同一條大江里，為什么有的船走得快、行得穩，而有的船卻走得慢，甚至翻了、沉了。命是無法選擇的，你生在中國，還是生在外國；生在城市，還是生在農村；生在有錢人家，還是生在貧苦人家，都不由你選擇，命中注定。可是如何走對人生道路，行穩致遠，那必須由你自己負責。
中國有句諺語：“男怕入錯行，女怕選錯郎。”毫無疑問，選擇自己喜歡而且擅長的專業和職業，找到理想的伴侶，確是成功人生的重要選擇。“入錯行”，將別扭一輩子；“選錯郎”，會影響三代人。然而人生最重要的選擇是：必須找到正確的前進方向。否則，就會走錯“歷史的房間”，一錯百錯。
1939年，我出生在江蘇太倉的一個有錢人家。新中國成立時我剛滿10周歲，不久進行土地改革，我的家庭成分被劃定為“工商業家兼地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上海鐵道學院任助教。當時，我躲在寢室里認真讀書，怕被“革命造反派”發現，每到夜晚我就在臺燈上用棉帽代替燈罩，有一次，棉帽被燒出了一個大洞，把我嚇壞了。后來我買了許多棉帽，以便及時更換。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一個新方針：“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而且還給了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一個稱號：“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從此我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為了感謝黨的政策對我們這些人的信任，我工作和學習十分努力。
1983年春，當時我在鐵道部教育局助勤，每個月回上海鐵道學院一次，給研究生集中講授兩天課程，做到工作、教學兩不誤。有一次，時任鐵道部教育局局長的丁關根同志問我，看你工作、學習很努力，作報告、講課也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思想高度，為什么不入黨？我告訴他，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有顧慮。我父親是資本家出身，因為擁護黨的政策，在公私合營后企業最困難的時候，毅然把我家所有的私人積蓄全部捐給了企業，使企業得以堅持下來。以后，他受到黨的教育培養，先后擔任太倉縣副縣長、政協副主席、人大副主任，直到退休。可是，對于我來說，家庭成分是不可改變的。丁關根同志說，家庭出身無法選擇，但革命道路要自己走。近現代的中國革命實踐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在錯綜復雜的革命征途上，黨也會走彎路，可是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就能不斷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就能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短短一席話，句句說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我記得，丁關根同志在知道我已被批準入黨的那一天說，這個月破例，學校黨組織一通知你參加支部大會，你馬上出發，不必等到月底上課再回上海。
從此，我的工作學習有了新的動力。無論何時何地做任何工作，都是在某一個黨組織的關懷、指導下完成的，有了成果也首先向黨組織匯報。這已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
1986年7月22日，時任副總理的萬里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現代化管理研討班的全國62個鐵路分局的分局長和28個大站的站長，并進行了長達3小時的鐵路改革座談。開會剛入座，時任鐵道部部長的丁關根同志在擴音機里喊我的名字，我忐忑不安地走上前。原來萬里同志讀到了我撰寫的長文《鐵路大包干的由來及其在實踐和理論上的重要意義》，那張報紙就攤開在他的面前。萬里同志先問我年齡多大，哪個學校畢業，然后表揚我寫了一篇好文章。這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一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和鼓勵給了我不斷進取的動力。
我不會忘記7月22日這一天還有一個原因，因為它也是丁關根同志在2012年逝世的日子。想到丁關根同志對我的諄諄教導，我只有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際行動來懷念我的革命引路人。在丁關根同志擔任中宣部部長期間，他要我用半天時間為全國各省區市的宣傳部長講授管理學知識，這就是后來發表在上海《科學》雜志上的文章《從科學管理、管理科學到管理文化》。
1994年，我參加了對《京滬高速鐵路重大技術經濟問題前期研究報告》的評審，這一研究課題揭開了京滬高速鐵路建設的序幕。2011年5月，我有幸參加了京滬高速鐵路驗收組的工作，在通車那天，美國有線電視網CNN播出了對我的采訪，我向世界介紹了中國京滬高鐵的特點及其非同尋常之處。
在“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后，我受命參加了國務院調查組專家組工作，為分析確認事故原因和如何吸取教訓在溫州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
1996年4月24日，在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上海鐵道大學成立了全國第一所城市軌道交通學院，創辦了《城市軌道交通研究》雜志，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套“城市軌道交通系列叢書”，共九本，由中國鐵道出版社出版發行，在2000年出齊，填補了當時的空白。
2004年11月我辦理了退休手續，但退休后仍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擔任同濟大學老科技工作者協會會長和《城市軌道交通研究》雜志的主編。2019年1月，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中國高鐵叢書”（共九冊），由我擔任主編。該套叢書曾被列為“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和2018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
至今，我已年過八旬。回想改革開放40多年，我從助教成長為教授、博士生導師，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轉變為中共黨員和領導干部。看到我國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心里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十分慶幸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高人指點，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入黨后，在黨組織的教育培養下，能時刻傾聽人民的呼喚，不斷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努力工作，大膽創新，來不斷滿足社會的需要。
退休不等于退步；生命不止，學習不停步，創新不停步。當前，我要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做好同濟大學老科協工作，充分發揮老科協作為黨和政府聯系老科技工作者的橋梁紐帶作用，弘揚老一輩科技工作者科技報國的光榮傳統，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作貢獻。愿與年輕朋友們共勉之。
祝大家都能成長為有理想、有擔當、有情懷、有創新能力的社會棟梁。
（作者孫章系我校老科技工作者協會會長、《城市軌道交通研究》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