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我們黨的歷史，我覺得可以分為這樣三個階段：大革命時期是第一個階段；內戰時期是第二個階段；抗日時期是第三個階段。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我只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不是中央的決議。如果有更適合黨的歷史過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務，三個階段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一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北洋軍閥，第二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國民黨，第三個階段表現為反對日本侵略者及汪精衛漢奸。
聯合的群眾，第一個階段是全國各民主階級，是國共合作；第二個階段是縮小了的統一戰線，國共分裂，全國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一部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互相對壘，進行內戰；第三個階段是全民族抗目，恢復國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擊的目標，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北洋軍閥，我們的政策是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二個階段表現為反對國民黨，我們的政策是狹小的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下層小資產階級聯合。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是我們的打擊目標。革命的陣線是國共合作，全國各愛國力量。這是我們的路線。
第一個階段內我們有正確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正確的地方是實現了國共合作，打擊目標是對的，革命隊伍的組織是對的。后來發生了陳獨秀路線，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黨的路線就不對了。當國民黨準備實行叛變革命，要把無產階級和農民丟了，要把我們和革命群眾丟了的時候，我們還和它聯合，這是右的機會主義。情況變化了，我們的政策路線沒有跟著變。右的傾向是一切聯合反對斗爭。陳獨秀路線的根本特點，便是一切聯合反對斗爭，就是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叛變了的時候，還要同它聯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策變了，而我們的政策不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打擊革命了，我們的政策也還是不變。這就犯了右的錯誤。在聯合中應該一方面與它聯合，一方面與它斗爭。第二個階段中全國分為兩個營壘。馬日事變以后，有過一種盲動主義，說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接著的立三路線是在不應該全國暴動時要暴動。“九一八”到遵義會議，當一個民族敵人打進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已經變化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變，還是過去的一套，這就發生了“左”的東西。那時的領導路線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九一八”以后情況變化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傾向我們，如孫科、黃炎培等。但是我們說他們是改良主義，說他們是我們的主要打擊對象。把這些人當作主要的打擊對象，是不對的。還有當時提出消滅富農，也是過左的。第三階段既不是一切聯合不要斗爭，也不是一切斗爭不要聯合，而是聯合與斗爭的綜合，聯合是主，斗爭是輔，要求統一下的獨立性。統一就是聯合，獨立就是斗爭。什么叫獨立性呢？你站在這里，沒有人叫你站開，這就不發生獨立性的問題；在你站的位置上別人也想站，要趕你走，這就發生獨立性的問題了。斗爭、磨擦是為了統一，是統一的手段，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節。在不妨礙統一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團結得更好。
中共黨史分成這三個階段，就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講，都合乎事實，都說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還有一個準備階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準備，可以和一九二五年開始的大革命合成一個階段。“七七”以前，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后，國共合作的局面大體上已經形成，這可以考慮合并于第三個階段，也不必再分。
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特別是五四運動，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眾、青年知識分子都是這時開始準備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發生在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全世界無產階級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還沒有實際革命行動，只是準備革命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還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的時候。而五四運動是發生在歐洲大戰、十月革命之后，這時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已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后備軍了。五四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響應，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沒有徹底。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并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后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那時無產階級沒有以一個覺悟的階級走上政治舞臺。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是廣泛的統一戰線，內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間勢力。在“五四”以后一個月發生了六三運動，全國罷工、罷課，罷市。那時的罷工還是無產階級自發的運動。我們應該把五四運動中工人的態度研究一下。那時罷工雖然沒有共產黨領導，但其中總有領頭的人。在五四運動里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國民黨沒有在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它是站在旁邊的。
五四運動準備了大革命，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后，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
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現在有很多東西直接聯系到那時候，比如反對黨八股，如不聯系“五四”時反對老八股、老教條、孔夫子的教條、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問題弄清楚。
對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估價，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敗呢，還是有些勝利？五四運動是有群眾，還是沒有群眾？我認為五四運動差有廣大的群眾性的，比起大革命來自然是差些。那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統一戰線，還沒有農民參加，只有廣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農民參加了，土地革命時，參加的農民就廣泛多了，但是統一戰線不夠廣。到抗戰，農民參加得更廣泛了，比大革命時廣，比土地革命時也廣，同時有了比過去更廣大的統一戰線。
五四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帶著自發的性質。但是這種自發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覺醒，許多人贊成十月革命，贊成列寧的革命，孫中山曾說，列寧是革命的圣人，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他是作為同盟者來贊成共產主義的。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當時的人們有一個很大的覺醒，五四運動發展到共產黨的成立，工人運動向前發展了，這才有后來的國共合作。所以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于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后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
在說到辛亥革命時，如不說到當時國內國際的情形，就不能說明革命的發生。同樣，不說明“五四”時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說明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的發生。所以當時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統皇帝退位的詔書，袁世凱、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孫中山的幾個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這時期的斗爭對象，是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北洋軍閥。如不說明那時候地主怎樣壓迫農民，資本家怎樣壓迫工人，帝國主義怎樣分裂中國，北洋軍閥怎樣對付革命，那就很難了解當時的斗爭。要研究當時的國共合作，如果只看共產黨的宣言而不看國民黨的宣言還不夠。共產黨員那時是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一個大團體，如果不把這個大團體搞清楚，就不能了解當時的情形和后來陳獨秀犯錯誤的要不得。關于“四一二”、馬日事變的材料也要看。內戰時，我們反對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如不講國民黨如何投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同國民黨一起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就看不到內戰的必要。如果我們不知道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和牛這些東西是在誰的手里，不把地主與農民對土地的所有關系搞清楚，就不會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國民黨在“九一八”以后還是繼續打共產黨不去打日本這些情形講一講，我們反對國民黨就顯得沒有道理、沒有根據。抗戰是國共合作大家抗日，國民黨發表了許多文件，共產黨也發表了許多文件。國民黨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們自己的文件要看，國民黨的文件也要看。國民黨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對國民黨反共的根據。因為他們先發表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這些東西，鬧磨擦，我們在不妨害團結、不致引起分裂的條件下強調斗爭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強調斗爭，那就會又來一個陳獨秀主義。
談到中國的反帝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無產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產階級，講到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斗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領導國際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斗爭。這就叫“中外法”。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沒有這方面，也就沒有那方面。所以有一個“古今”，還有一個“中外”。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我想，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將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只看客觀原因夠不夠呢？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
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