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頁
十七年來，我們的黨，一般地已經學會了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斗爭的武器，從兩方面反對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以前，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傾機會主義。由于這兩次黨內斗爭的勝利，使黨獲得了偉大的進步。五中全會以后，又有過兩次有歷史意義的黨內斗爭，這就是在遵義會議上的斗爭和開除張國燾出黨的斗爭。
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由于巴西會議和延安會議（反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是從巴西會議開始而在延安會議完成的）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起，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斗爭。這兩種機會主義錯誤都是在國內革命戰爭中產生的，它們的特點是在戰爭中的錯誤。
這兩次黨內斗爭所得的教訓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認識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特點而產生的、表現于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包含著不顧主客觀條件的“左”的急性病傾向，這種傾向極端地不利于革命戰爭，同時也不利于任何革命運動。
（二）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斗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廣大的干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制之下獲得解放，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
方面來。（三）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偉大的組織工作、不論是軍事建設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眾工作也好，黨的建設工作出好，是有大的成績的，沒有這種組織工作和前線的英勇戰斗相配合，要支持當時的殘酷的反對蔣介石的斗爭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個時期
內，黨的干部政策和組織政策方面，是犯了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的，這表現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和思想斗爭中的過火政策。這是過去立三路線的殘余未能肅清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上的原則錯誤的結果。這些錯誤，也因遵義會議得到了糾正，使黨轉到了正確的干部政策和
正確的組織原則方面來了。至于張國燾的組織路線，則是完全離開了共產黨的一切原則、破壞了黨的紀律，從小組織活動一直發展到反黨反中央反國際的行為。中央對于張國燾的罪惡的路線錯誤和反黨行為，曾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圖挽救張國燾本人。但是
到了張國燾不但堅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錯誤，采取了兩面派的行為，而且在后來實行叛黨，投入國民黨的懷抱的時候，黨就不得不堅決地開除他的黨籍。這一處分，不但獲得了全黨的擁護，而且獲得了一切忠實于民族解放事業的人們的擁護。共產國際也批準了這一處分，并指
出：張國燾是一個逃兵和叛徒。
以上這些教訓和成功，給了我們今后團結全黨，鞏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一致，勝利地進行抗日戰爭的必要的前提。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線斗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了。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2頁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并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頁